衢州男孩被判定脑死亡,父亲签完捐献同意书,深夜接到陌生来电
我叫陈建平,今年四十六岁,在衢州柯城区开了一家五金店,门面不大,二十来个平方,卖螺丝、铰链、水管接头。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,最拿得出手的一件事,是养了个儿子。 我儿子叫陈子航,十五岁,读初三。个子窜得比我高半个头,爱打篮球,爱喝冰可乐,作业写得马马虎虎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 三月十二号那天晚上,我在店里盘货,手机响了。 电话那头是个交警,说子航在西安路和双港路的路口被一辆货车撞了,让我马上到市人民医院。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把卷帘门拉下来的。 到医院的时候,孩子已经推进了抢救室。我妻子周美芳从家里赶过来,头发都没梳,拖鞋只穿了一只,另一只脚是光着的。 她抓着我的胳膊问,怎么会这样,怎么会这样。 我答不上来。 医生说是重度颅脑损伤,硬膜下血肿,脑疝形成,必须马上开颅。 那张手术同意书我签了两遍,第一遍名字写错了,第二遍才写对。 手术做了五个多小时。 凌晨两点多,主刀的医生出来,摘了口罩,说血肿清掉了,但脑水肿很重,人还在昏迷,接下来七十二小时是关键期。 我说谢谢医生,谢谢。 那三天,我每天下午三点能在ICU门口看孩子十分钟。 他头上缠着纱布,嘴里插着管子,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,胸口随着呼吸机一起一伏。 美芳每次进去都要跟他说话,说子航,妈妈给你炖了汤,你快点醒。 他当然没有回答。 十五号上午,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还叫了美芳,叫了我妹妹陈建红。 主任说,孩子的脑干反射消失了,瞳孔散大固定,没有自主呼吸,靠呼吸机维持,目前的判断是脑死亡。 我问,什么叫脑死亡。 主任说,就是大脑和脑干的功能已经完全、不可逆地丧失了,从医学上说,人已经不在了。 我说,可他还有心跳啊。 主任说,那是机器给的气,心跳是心脏自己的事,脑子管不了了。 我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,听见美芳在旁边哭,哭得整个人往下滑。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不对,我儿子昨天晚上还在跟我要钱买球鞋。 当天下午,来了个四十来岁的女人,姓吴,说是市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。 她递名片的手很稳,说话也很轻,说陈先生,我知道现在跟您说这个很不合适,但有些事必须在这个时候说。 我当时火就上来了,我说我儿子还在里头躺着,你们就来分他的东西了? 她没生气,只说,我不是来分东西的,我只是把一种可能告诉您,您不同意,我立刻就走。 美芳在旁边拉我衣服。 吴姐说,如果判定成立,孩子的肝、肾、角膜都还能救别人,有的孩子等着角膜,等三年了。 我说,你们走吧。 她真的走了,走之前在桌上留了张纸。 晚上我回家拿换洗衣服,坐在子航房间里,看见他书桌上贴着一张剪报,是去年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,讲一个小伙子出车祸后捐了器官,救了五个人。 剪报边上他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:这事挺酷的。 我拿着那张纸,坐在他床上坐了很久。 第二天我又给吴姐打了电话。 我说,如果……如果真到了那一步,我们捐。 十六号那天,医院做了第一次判定,两个有资质的医生,做了呼吸暂停试验,拔管观察了十来分钟。 我站在门外,隔着玻璃看那台监护仪上的数字往下掉,又被人推回去。 下午出了结论,符合脑死亡判定标准,按规定,两次判定之间要隔十二个小时,晚上又做了一次。 结论是一样的。 美芳跪在走廊上,谁拉都不起来。 十七号下午三点,我在捐献同意书上签了字。 笔是医院那种最普通的圆珠笔,很轻。我签了三次才把"陈建平"三个字写利索。 签完还要签器官捐献登记表、角膜捐献知情同意书、亲属关系证明,一张接一张。 我记不清自己签了多少张纸,只记得手一直在抖,护士给我递了两次纸巾。 从办公室出来,外面在下小雨。 我蹲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,抽了半包烟,雨把烟打湿了,点不着。 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多,我手机响了。 一个杭州的陌生号码,我以为是骚扰电话,想按掉,手指停在屏幕上,还是接了。 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,有点喘,说,请问是陈子航的爸爸陈建平吗? 我说,我是。你哪位。 他说,我叫沈立诚,浙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医生。我知道现在很晚了,但我必须打这个电话。 我心里咯噔一下。 他说,我在一个病友群里看到有人发的求助帖,帖子里有孩子的头颅CT,还有你们医院的病程记录,我看了几遍片子,也看了转述的判定过程,我觉得有几处不太对。 我说,什么意思。 他说,第一,孩子受伤后一直用镇静和镇痛药,血药浓度有没有完全排除?判定脑死亡之前,必须排除镇静剂、肌松药的影响。 他说,第二,孩子的体温和电解质情况怎么样,有没有低血压的时段? 他说,第三,片子上脑室在扩大,还有残留的硬膜下积液,这些压迫是可能加重的,也可能是可以处理的。 他说,还有一个程序问题,儿童脑死亡的观察期要比成人长,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按成人的标准走的。 我站在阳台上,腿软得站不住,扶着栏杆问了一句,医生,你是说,我儿子还有可能? 他沉默了几秒,说,我不能给你保证。 他说,也可能转过来一看,什么办法都没有,孩子在路上就走了;也可能救回来,是重度的残疾,一辈